编者的话：本系列上篇文章中，我们讲述了美国的“大熔炉”特性给其经济发展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融合不彻底、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集中爆发，让“美国梦”被重新书写，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在被重新塑造。而值得注意的是，冷战结束30多年以来，美国移民问题的性质已经从社会治理议题演变为关乎国家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战略问题，其影响早已不仅限于国内，而明显外溢至美国外交领域和国际战略竞争之中。
“9·11”后，美国移民问题影响逐渐外溢
“民众正受到监视和拘留，有时甚至在医院、教堂、清真寺、法院、市场、学校乃至自己家中遭遇暴力执法，往往仅因被怀疑是无证移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1月23日发表声明，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法，确保移民执法尊重正当程序。与此同时，蒂尔克还谴责美方将移民、难民污名化为“罪犯”或“社会负担”的做法，称这加剧了移民“遭受仇外情绪与虐待”的风险。
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孙麟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以来，美国的移民政策已转向更加排他、精英化、安全化的主权优先型控制体系，服务于“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和战略收缩的安全布局。具体体现为三点：第一，签署总统行政令试图废除“出生公民权”、开展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行动、调动军队资源封锁边境地区，实现移民控制的全链条化；第二，对特定国家设置人才壁垒，同时偏向吸收高收入、高技能移民申请者，构建以人才资本、地缘政治、安全审查为核心的移民筛选机制，推动移民控制的安全化和精英化；第三，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及部分支持全球人道援助的组织，难民接收人数降至历史低点。
冷战结束30多年来，美国的移民问题已从一个社会治理议题逐步演变为关乎国家发展和全球竞争的战略问题。上世纪90年代，移民问题曾被视作美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与文化融合的重要议题，《1990年移民法案》鼓励投资移民和高技能人才移民，1996年的《非法移民改革和移民责任法》则强化对非法入境移民的执法力度，同时限制非法移民福利。
自2001年“9·11”恐袭事件起，美国移民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成为维系国家主权稳固的重要议题，2002年美国通过《国土安全法》、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加强边境管控与执法力度，后续管控措施持续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移民问题逐渐跃升为关乎国家身份认同和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阵地，美国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行一系列强硬移民政策，“终结大规模移民时代”在2025年年底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列为“优先事项”的首位。
孙麟认为，这些转变充分反映出后冷战时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及其内部治理的深层次困境。随着移民问题性质的改变，相关影响也逐步从美国国内外溢至外交领域。“9·11”恐袭事件后，美国成立国土安全部并大力强化边境管控与执法，执法力度在近些年达到顶峰。除修筑边境高墙外，美国政府还将移民问题作为外交工具，在移民管控上对邻国进行威胁与施压，比如发布针对穆斯林人口为主国家公民的旅行禁令，同时限制和打压来自“战略竞争对手”国家的学生与科技人才。这一现象反映出，当美国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移民问题时，便将其安全化、外部化，把内部矛盾归咎并转嫁于外部。
“移民现实主义”成为趋势
美国无党派智库尼斯卡宁中心去年3月刊发标题为《国内辩论与全球战略：再探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移民问题》的文章梳理称，美国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围绕移民问题通常会采取三类政治手段——“善意措施”“对抗性措施”“竞争性措施”。
具体来看，“善意措施”包括拜登政府2022年推出的“联合支持乌克兰”计划，向乌克兰难民提供简化移民程序，该案例体现出此类政策的重要战略意义。“对抗性措施”在美国体现为五种具体方式：通过调整人道主义移民政策，诱导敌对国家居民以令该国难堪或对该国造成损害的方式外流；推动对手国家的“人才外流”，以削弱其国家能力；通过限制或剥夺旅行权利，对敌对国家公民施加惩戒；对居住在美国境内的目标国家侨民实施惩罚性措施；培训并鼓励来自敌对国家的移民采取针对原国家的行动。“竞争性措施”是指美国为了在移民议题本身以及其他并不直接相关的政策领域从目标国家那里换取让步，比如受美国关税威胁，墨西哥同意在其北部边境部署约1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军人，以阻挡赴美移民、加强移民逮捕力度。
文章分析称，这些美国移民政策的战略性运用揭示了一种正在成形的趋势——“移民现实主义”，即各国愈发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人道主义考量如何，人口流动本身都会被用来服务于国家自身利益。这一视角有别于早期全球化时期更强调“权利”导向的框架，也不同于反恐时代以“安全”为核心的叙事。
至于当下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借对外政策影响他国的表现，孙麟总结了三个方面：“第一，总统行政令的单边行动。美国总统常通过签署行政令规避国会立法僵局，推行移民改革举措，而强硬移民政策容易引发与移民来源国的外交关系紧张。第二，选举政治与外交施压的捆绑。总统和国会议员频繁将移民问题与外交议题结合，以争取国内选民支持，进而将国内移民管控压力转化为对移民来源国的经济胁迫。第三，立法和司法的‘长臂管辖’。美国借助法律中的‘长臂条款’和司法判例中的‘长臂管辖’，将移民法规的管辖范围延伸至海外，在非法移民审查遣返过程中无视他国主权与司法权，破坏国际政治与法治秩序。”
特朗普政府近一年多以来，明显升级了对“第三国遣返”手段的运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刊文称，尽管美国法律允许“第三国遣返”，但在缺乏充分保障机制或庇护条件的情况下实施遣返的具体合法性仍存在争议，尤其“第三国遣返”往往以经济补偿为交换条件或者在外交压力下实现，包括关税威胁、旅行禁令威胁和外交官被禁止入境美国威胁等都成为美国政府用于达成此类协议的筹码。批评者认为这类行为违反国际人权标准，将使弱势群体陷入险境，本质上是将移民处理压力“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做法。
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的“回旋镖”
孙麟对《环球时报》记者分析说，在下一次大选之前，美国可能将当前的强硬收缩性移民政策常态化、法律化，具体举措包括将大规模驱逐行动扩展至全美社区和公共场所、通过修宪或推动最高法院重新解释宪法终结或严格限制“出生公民权”、对亲属移民实施更复杂的审查程序和更严苛的申请条件、停止接收难民等。而如果换届改选后由民主党执政，极端政策可能会出现一定逆转，如适度放宽人才引进限制、重启部分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和难民接收工作，但仍将只是有限开放，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域美国仍会保持强硬姿态。
当下，美国的强硬移民政策已经对在美移民群体、美国与邻国的关系、美国自身实力与国际形象等方面产生影响。首先，移民政策的不确定性将使在美移民群体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尤其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华人群体的忠诚度易遭美方质疑和审查，这对其生存状况、就业机会、职业发展、身份认同及社会归属感构成威胁。其次，美国持续向邻国转嫁移民压力，将削弱其与盟国加拿大的互信，同时恶化其与中南美洲国家的外交关系，甚至可能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再次，美国无视法律程序、漠视人道主义精神、逃避国际责任的做法，正透支其实力与信誉，大幅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与号召力，不过一定程度上将间接扩大全球人才流动的范围。最后，美国移民政策秉持的“美国优先”、无视国际规则的单边主义模式，挑战了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和多边合作的国际秩序，可能对全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产生示范效应，甚至可能激起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浪潮，损害全球合作机制。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刊文分析称，由于美国国会难以形成移民改革共识，缺乏全面改革将继续使美国移民政策处于“临时性、碎片化”的状态。
在研究美国的学者看来，美国的移民问题本质上是其长期奉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结下的恶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军事干预、经济制裁、贸易壁垒等手段维护自身地缘政治和经济霸主地位，其在中东和拉美地区的军事行动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引发难民危机和非法移民潮；经济封锁使目标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民生凋敝，催生经济移民；不平等贸易协议扼杀他国经济活力，加剧当地民众生存压力，形成贸易难民。正如孙麟所说：“美国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在国际上制造经济贫困、社会动荡、地区冲突和人道灾难，它们如同‘回旋镖’，最终以移民和难民潮的形式反噬美国社会，成为激化其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也揭穿了美国人权‘伪道士’的真面目。”
本系列结语：美国移民政策大幅收缩一年多来，执法力度和外溢影响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暴露出美国作为移民国家，既受益于外来劳动力和多元文化带来的红利、又被困于多重移民矛盾的复杂现实。也许正如一些美国智库所说，这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要求美国权衡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文化融合、国家认同、外交政策等因素，重建共识并推行全面改革，否则只会让移民政策陷入更加碎片化、不可控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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